喜欢做甘愿受

永远不要把喜欢的事变成压力

读费孝通

我已说过官僚并非天子的家门,并不和皇上分享政权,他们不过是臣仆。当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前,曾有些人认真地想建立一个富有效率的行政机构,这是法家。他们的理论是一点都不错的,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必须是一个法治的机构,一切人都得在法律之内。商鞅实验着这理论而且有了成效,可是他有一小点疏忽,有一个人没有收入法律之内,那就是天子。这留在法律之外的一个人却把法家的理论作废。商鞅自己把生命牺牲了,而且还给后世看成了个“现世报”的傻子。“作法自毙”在历代论者的笔下是件愚不可及的殷鉴——这是现实的批判:如果最高的权力不受法律的拘束,整个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可能成为无可抵御的老虎了。从被统治者着想,官僚自己也在内,这决不是个理想,理想刚刚和这个相反,而是一个瘫痪的行政机构。从官僚的怠工做到无为而治的、“天高皇帝远”的、不发生作用的、被软禁了的皇权——这才是孔孟老庄合作努力达到的理想政治。

摘自费孝通《论绅士》


神仙(用在这里有点讽刺)写作,三言两语解开了法、儒、道与统|治的真实关系。我历史学得一般,脑力有限也积累不下多少历史常识,当年学到商鞅,总是有一点困扰,不论是他的下场,还是后世对他暧昧不清的评论。

前几日读李泽厚,其讲到盛唐赋诗作文的习气时,他曾提到官场知识分子深刻的矛盾,他们一生呼号的仁义道德、“兼济天下”,不过是官场、利禄的角逐,上下倾轧的现实。而后,他们往往选择独善其身,原理官场。

这与商鞅未将一人收入法律之内的高效行政竟有些相似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