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温柔：“黑脚”阿尔贝·加缪
写于2020年初疫情蹲家期间，是一篇不正经的课程报告。现在读来，历史的严谨性和随笔的灵动哪个都没有，但故事是好故事，温柔是真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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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阿尔及利亚
1830年6月，法国国王查理五世调遣3.7万远征军入侵阿尔及尔摄政国，大败奥斯曼帝国军队。1830年7月5日，法国与摄政国最后的统治者侯赛因总督签署协议，获得阿尔及尔统治权。然而，截止1834年7月22日，法国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计划一直尚未明确，仅仅掌控着沿海的阿尔及尔、奥兰、贝贾亚和波恩。在这些年间，阿尔及利亚的更广阔地带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有力政府和穆斯林领袖。到1834年，康斯坦丁省长艾哈迈德（Hajj Ahmed）在东部形成势力范围。阿卜杜勒·卡迪尔（Abd el-Kader）则在内陆地区将1832年成立的卡迪里兄弟会发展壮大，以“圣战”为旗帜抗击沿海异教徒。1834至1840年间的阿尔及利亚见证着战争、有限统治、停战条约的签订与撕毁；1841至1847年间则在法军的烧杀抢掠中被逐一攻陷。军政总督比若元帅将战争上升至总体战“劫掠”（razzia），“我们不该对这些阿拉伯人追着跑，而是要让他们无地可耕、无粮可收，更无处放牧”。[1]1857年，长期与世隔绝、由柏柏尔人独立自治的卡比利亚山区也终被收服，阿尔及利亚全境归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法国付出的伤亡代价远超任何其他殖民战役，阿尔及利亚本土更是遭到惨重破坏。政治学者托克维尔（Alex de Tocqueville）在呈给议会的报告中将其如实描述，并提出，“我们如何对待土著人，将决定着我们在非洲的统治”。
1830年代起，大批欧洲人迅速涌进阿尔及利亚，侵占城市与乡村。他们强占或低价收购大量土地，将其改造成“欧洲乞丐的聚居点”。而后，低价船票吸引着西班牙、巴利亚克、马耳他和意大利的穷苦百姓来此定居，巴黎的工人、德国和瑞典移民则由官方运送。1840年代战争结束时，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定居者已经超过10万，绝大部分居住在肥沃的海岸平原。“海岸的原有居民在战争中被赶走，被迫迁往指定地区。”[2]这些欧洲人最初被称为科隆斯（colons），意为定居者。而百年以后，当阿尔及利亚在1960年代与法国宗主国彻底断绝关系，获得独立，大批科隆斯返回法国本土，这些格格不入的欧洲人便被贴上一个全新的标签——黑脚（Pied-Noir）。
人口统计显示，1911年阿尔及利亚共有752,043名“非穆斯林”与4,740,526名“穆斯林”，“土著居民”比祖籍欧洲的黑脚多出了6倍。[3]1913年11月8日，生于阿尔及尔的法国后裔吕西安·加缪到市政府为他的第二个儿子做出生登记，起名阿尔贝·加缪。
被孤立的诺奖获得者
“本该马尔罗得这个奖的，马尔罗，你知道的……”1957年10月16日，44岁的阿尔贝·加缪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不停地念叨着。
加缪的话总是云山雾罩，这话究竟什么意思？他一向尊崇马尔罗，他是不是说，马尔罗更值得获奖？或者是说，如果不是因为马尔罗的政治立场紧随戴高乐——据让·格罗的观察，马尔罗本人也是这样认为——诺奖本该颁给他？[4]
无论当事人的真实看法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法国文坛、媒体、加缪的友人以及他自己都隐约相信，文学奖的颁发与1954年至1957年间加缪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观点与行动是分不开的。在1895年11月27日签署的遗嘱中，诺贝尔曾写道，“一份应授予在文学领域里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之人士”。莫里亚克获悉加缪获奖后，亦表态道：“通常，诺贝尔文学奖乃是对一种创造行为，也是对一个生命的褒奖。”这个“理想倾向过于严重”的生命——黑脚作家阿尔贝·加缪，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之际，正因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亦反对殖民当局施加严厉军事干涉的立场，遭到了法国本土的左派与右派、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FLN）与共产党人的一致孤立。1955年7月他在《快报》（L’Express）上呼吁民族解放阵线停止对无辜民众的残暴袭击，倡导一个“公正的阿尔及利亚”，一个“法国人与阿拉伯人自由来往”、共同生活的国度[5]。1956年1月22日阿尔及尔“进步俱乐部”举办的大会上，会场内多为右翼欧洲人，会场外是以穆斯林为主的上千名。加缪向所有人宣告：“我们过于轻易地向命运屈服了。我们过于轻易地相信，只有血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强者只有踏着弱者的尸骨才能往前去……明天，如果欧洲内部实现了和解，整个大陆的财富就会成倍地增长，波澜所及，将会使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仇恨变得全然过时。”停战情愿获得的嘲弄远超赞许，鸡蛋砸在俱乐部的窗上，散会后支持阿拉伯人自治的黑脚精英流着泪认定加缪是个“坏蛋”，没过多久，一只“民族解放军”分队袭击了布吉附近的一座灯塔。在极端分子“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的共同理念攻势里，加缪的 “理想倾向”成为了牺牲品。
无数次努力成为徒劳，加缪最终辞去《快报》自由撰稿人的工作，选择了沉默。然而，这并非他第一次体会孤立——出身于贫穷黑脚家庭的加缪，一生都隐没在“局外人”的阴云之下。
“法国定居者群体中的百分之八十并非殖民者，他们只是劳工和小本生意人。他们的生活条件高于阿拉伯人，却与宗主国的工人相距甚远。”[6]吕西安·加缪是君士坦丁葡萄酒农庄的一位酿酒工，1914年10月11日服役于法国军队，在对德战役中受伤身亡，阿尔贝·加缪不到一岁便失去了父亲，一家人的生活更低于阿尔及利亚法国劳工家庭的普遍水平。吕西安生前每天工作16至18小时，常为妻儿染上疟疾而忧愁，为数不多的遗存文字资料显示，这位略有文采的劳动者曾向农庄推荐过一名穆斯林工人。母亲卡特琳娜·埃莱娜带着两个儿子住在阿尔及尔贫民区贝尔古的娘家，靠每年1400法郎的抚恤金，给一些人家和店铺做清洁女佣维持生活。埃莱娜祖籍西班牙，但已不会讲西班牙语，甚至干脆不怎么讲话——她有些耳背，说话也十分困难。贝尔古与阿拉伯人居住的马拉布街区相隔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这些阿尔及尔的法国穷人被宗主国派来的官员、享受优惠待遇的法国佬欺负掠夺，很难说他们更多体会到相较于“土著”的优越感，还是出身的卑微感，他们与阿拉伯人在海滩上“分享烤羊腿，但互不串门”，“对警察怀有共同的仇恨”，同时也惧怕被其他民族的人抢夺了工作，“排外情绪与他们彼此间的团结一致不分上下”[7]。
分隔是事实。阿尔贝·加缪从未与任何一位阿拉伯人密切相交，他不会说阿拉伯语或柏柏尔语，虽作为活动家与职业记者观察、关切他们的生活，但也仅此而已。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在1970年的论文中提出，“书（《局外人》）里的欧洲人都有姓名，但是被射杀的男人没有。他与叙述者的关系不像人和人的关系。……读者不太觉得默尔索杀了一个人，而是杀了一个阿拉伯（人）”[8]。《加缪传》的作者奥利维耶·托德对类似的指责深感遗憾，他在结语中尖锐地指出，“问题是，不去描述自己所知不多的人和事，难道就承了一桩罪过？”[9]这位传记作家在文中多次提到加缪与法国本土左派人士的分歧，描写后者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多么轻易地站在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一边，即便他们从未真正了解过阿尔及利亚土地上真实发生的事情。曾激烈批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的皮埃尔·诺拉转变看法，同意加缪身上毫无那些殖民主义、恐怖主义色彩，理解他对和解与团结的向往，托德对此感到欣慰，但他同时提到，“许多评论者变本加厉、愈行愈远，自以为笔下运用的每个名词和新术语都揭示出事情的本质，在这些大言不惭的人眼中，加缪简直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中学以前，加缪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与他一样贫穷，“对我来说，贫穷就像这个世界上的空气一样普遍而自然”。在成名以前，加缪从未真正脱离过贫困的生活。父亲的战场牺牲让他享有助学金，每个星期四他都要去帮舅舅匝桶。学校的教师们许多都是各种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激进党人、社会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课程不断强调法兰西是祖国母亲的观念，沿袭着同化“土著人”的教育理念。在贝尔古的小学里，穆斯林小孩大概占到十分之一，课堂上讲法语。家境的困苦时常让母亲对加缪的教育产生犹疑，但出色的成绩与教师们热心的帮助让加缪完成了小学教育，拿到了中学的录取通知。
这些从未生活在上等街区的百分之八十黑脚民众，内心相信着自己属于法兰西，但大部分人的一生都不会有任何前往巴黎、里昂的机会。依靠教育逐渐登上知识分子阶层的加缪后来获得了这个机会，但在他的内心里，阿尔及尔永远是他最渴望生活的地方。“大海、阳光、灼热的沙滩、天竺葵……我敢肯定，在别的地方我永远会有流亡的感觉。”[10]在阿尔及尔这座拥有17万白人和5万5千“土著”的欧洲化城市，电车和公共汽车上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相安无事，没有正式的种族歧视。从撰写大学毕业论文开始，他就梦想自己是一个地中海人，“奇异地觉得自己是个生活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希腊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外乡人、一个外国佬”。[11]
深知贫困滋味、为欧洲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不平等所震动的加缪，在大学期间曾受到共产党的吸引。既然共产主义追求平等、反对殖民主义，他认为自己应该亲近共产主义。而这位早在1935年便曾加入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又因同情将反殖民作为第一要务的人民党而被开除党籍的黑脚作家，在1950年代震惊地发现，如今的穆斯林与法国共产党人已将自己，连同母亲所代表的贝尔古贫苦工人们统统划归于无可救药的罪恶殖民者行列。
1956年初，加缪从《快报》辞职，此后他决意不在公共场和讲话，却并未停止对社会事务的介入。他屡次干预死刑，试图以一己之力挽回穆斯林心中横征暴敛、施加酷刑的法国形象。他给各位部长写信，给总理、法国总统、各个政党的领导人写信，还给一些外国领导人写信。加缪决定，无论结果如何，他将继续在干预之路上前行，民族解放阵线领导阶层的重要成员乌兹加纳也是他救援的目标之一。他的种种援救努力有时会得到满意的结果，不少囚犯因此被释放或者赦免。
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后，12月12日，加缪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母亲言论”，为后人重复解读。当时，一位三十来岁的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在朋友的簇拥下走上讲台，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高呼：“阿尔及利亚将是自由的！”现场对话已经成为了民族解放阵线代表的狂热独白。加缪并未表现出惊讶或慌乱。他先是表明自己始终支持建立一个公正的阿尔及利亚，在那里两大族群可以和平而平等地生活，共享一个充分民主的政体。随后他表示，自己相信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团结而非分裂那一刻的到来。暗示自己为救援牢狱与刑罚所做的努力后，加缪为自己的行为给出理由，“我从来都谴责恐怖行为。我也要谴责那种在阿尔及尔大街上不问对象盲目进行的恐怖袭击。此时此刻，有人可能正往阿尔及尔的电车里扔炸弹，而我母亲可能就在车里。如果这就是你说的正义，那么我首先要捍卫母亲，而不是这种正义。”这一拒绝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宣言表达的是一种温柔，托德解读道，“母亲，对像加缪这样的阿尔及利亚人、地中海人来说，是最根本的依恋。而正义则不然，它随时代而变，随制度、政党和法律而变，面对无理性的世界，加缪只想表达一种温柔”。[12]然而，许多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有着不一样的解读。他们或者认为加缪为了母亲舍弃正义，或者听出了“我母亲一人比千百万阿尔及利亚人更重要”的优越感。
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后，法国内外强烈要求加缪给出更为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加缪继续拒绝在左与右之间做出选择，继续因此与友人们争吵。1958年，他将过去20年发表于《阿尔及利亚共和报》、《战斗报》和《快报》的有关阿尔及利亚的文章收进《阿尔及利亚编年史》，讨论联邦制新阿尔及利亚的可能性。在与日俱增的声望里，这本新作却销量不佳，根据统计，政治上被孤立的诺奖新贵在10年间只卖出了三万余册《阿尔及利亚编年史》。这个数字对他而言小得可怜。
残酷的独立战争
将黑脚艺术家加缪锁进这孤独囹圄的，是一场血腥残忍的民族主义战争。民族解放阵线在1954年发起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在所有非洲民族主义解放战争中流血最多、暴力程度最深。
“1939年，法国几乎没有人关心阿尔及利亚。1958年，所有人都在谈论阿尔及利亚。”[13]1954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夜间，到凌晨三点，奥兰、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发生了数十起谋杀事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义，袭击殖民当局的驻地、哨所，对石油公司、电台和水电公司实施爆炸袭击。也是在这一天，民族解放阵线在开罗宣告成立。此前数十年，青年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与左派欧洲人寻求的融合与改革纷纷破产，旨在为大约2万名“土著”提供法国公民身份的布鲁姆—维奥莱特提案遭到压制，城市与乡村的阿拉伯人口迅速增长，生存状况却日益恶劣。解放阵线领导人如今再不对殖民当局抱有任何幻想，革命伊始便宣布要“清算殖民体系”，“铲除一切改革主义残余”，“重建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实现独立”。[14]
以梅萨莉和阿巴斯为代表的老一代民族主义势力走向衰弱，但其追随者中许多流向了民族解放阵线，战争打响后，阵线采取游击战术对抗法国军队，后者不断扩充兵力，却无从将阵线武装消灭。法军坚持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批量抓捕民族主义嫌疑犯，严刑逼供与虐待刺激着更多阿拉伯人加入民族解放军的行列。一波又一波的杀戮事件与印度支那局势走向，使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反对总督苏斯泰尔的改革方案与同化穆斯林政策，苏斯泰尔的斡旋毫无成效，在多方势力的裹挟下难以提出一个政治性解决方案。而同一时间，民族解放阵线不断彰显他们的决心。1955年8月20日与21日，君士坦丁北部的三十六个殖民地受到自杀式袭击，1273名民族解放军丧生。此次袭击的受害者共有123人，其中71名为欧洲人，黑脚与穆斯林之间的裂痕扩大。
在阿尔及利亚，“富人”不超过两万，黑脚们的生活水准比法国本土居民低至少百分之二十。这些“局外人”脆弱的生存条件与对阿尔及利亚土地的依赖，导致了他们摇摆的立场——“当这些欧洲人对巴黎不满的时候，他们会愤怒地宣称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但一旦他们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就像眼下在1954年11月这样，他们又会站在法国一方。”[15]加缪目睹着这一切，他对故乡阿尔及利亚的关心从未停止，而这份关心自1954年起成为了痛心。1955年他第三次进入报纸行业——在《阿尔及利亚共和报》与《战斗报》的两次经历让他认识到自己对文艺事业更为倾心——加缪撰文呼吁穆斯林与黑脚放下仇恨，寻求民族解放军与法军的停战和解。他想向世人证明，除了左和右的极端选择以外，在阿尔及利亚还存在着其他道路可以选择。
1956年新任法国政府继续宣称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联系是不会断裂的，希望重新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秩序，第三势力因此萌芽，地方政府与农业部门实施改革，却因军队的临时接管与种种原因无法带来实际效果。加缪始终没有丧失希望，但法国劫持摩洛哥飞机，以及英法联军支持以色列入侵埃及的行动，使得阿拉伯人愈加失望。
1955年8月君士坦丁的袭击事件，标志战争进入了极残酷的阶段。解放阵线一改不打白人平民的政策，决定对所有黑脚还以集体报复。加缪总是在为其处在危险中的亲友们担心，他的母亲不愿离开阿尔及尔，他的哥哥吕西安被当局召入“本土保卫军”。事实上，平民与军队的界限已经难以清晰划分，尽管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发出了不服从政府命令的号召，真正拒绝服兵役的黑脚青年只有几百人。君士坦丁地区游击队领袖优素福·齐鲁特宣布：“对于他们，没有怜悯，没有慈悲！”在港口城市菲利普维尔，民族解放阵线的暴徒涌进城市的街巷，向咖啡厅投掷手榴弹，把黑脚从汽车中拖出来活活打死。同在此地区的一个采矿中心，他们挨家挨户地闯入民宅，残酷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居民。黑脚的反应与加缪的呼声背道而驰。长期与阿拉伯人分隔聚居、辛苦劳动的欧洲人无法理解穆斯林的革命怒火，面对恐怖袭击与被迫离开故土的潜在威胁，他们愤怒反击，很快成立了极端组织警备队，随意处决穆斯林。[16]
当1956年1月22日，加缪在阿尔及尔“进步俱乐部”大会发言时，就面对着如此现状。他在血腥残暴的局势中向人们呼吁，流血的革命并非唯一出路——这也是他与共产党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快报》编辑部的政治氛围让他选择了退出，为了“不再增加自己的不幸，也不再增加别人对他愚蠢的评论”，他选择了沉默，投入了对死刑的抵抗运动。[17]
典型与非典型
加缪曾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概括他们这一代人：“这些人，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希特勒政权建立和最初的革命浪潮掀起时，他们又正值二十多岁。接着，像是要使他们的经历更加完整，他们又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经历了那个满目疮痍、遍地集中营和牢狱的欧洲，而如今，正是他们这些人，又要在毁灭性核武器的威胁下，抚育他们的下一代，完成他们的使命。”
作为这代人中间的典型代表，加缪在21岁加入共产党。他虽拒绝一切狂热，但并不拒绝战斗，二战期间他加入了抵抗组织。但与无数同时代知识分子不同，他带着一种“执拗狭隘而纯粹，严峻而又放荡的人道主义，和这个充斥着丑恶和劣迹的时代展开了殊死搏斗”[18]，他厌恶一切刽子手身上的血腥味，是一个奉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这位典型又不典型的二十世纪法国作家，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让他的朋友与敌人们感到错愕。勒叙厄尔（James D. Le Sueur）指出，作为反殖民主义的领军人，加缪对法国恶劣的殖民统治与令人挫败的阿尔及利亚改革斡旋知根知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也站在了正义的一方。因此，他的行动被认为是英雄主义而独特的。在一战结束至二战爆发之前，或许只有西蒙尼·威尔曾像加缪一样激烈地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行径。因此，当法国的反殖民主义者们发现，这一次加缪并未走向极端，支持新的民族主义革命时，他们不可避免地感到痛苦。1957年的“母亲言论”不断发酵，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公开谴责加缪，让他痛苦万分。[19]
勒叙厄尔提到了一个讽刺的事实：当法国本土左翼人士萨特、波伏娃等人解构加缪的出身，谴责他的冷静态度与为阿尔及利亚和解做出的努力时，南非白人作家们却为同样的民主与人道主义正义奋斗着。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是一位作家，他用文字反对种族隔离与种族主义，同时公开批评蚕食南非的非民主政权。在回忆录中，布林克写道，他不仅仅尊敬加缪，他深爱着加缪。[20]
1960年1月4日，加缪因车祸身亡。阿尔及利亚孟多维市议会将“苗圃街”改为“阿尔贝·加缪街”。1962年，7月5日，经历八年战争，阿尔及利亚在一个革命政府领导之下获得了独立，100多万黑脚民众逃往法国，许多人知识随身携带几个衣箱，将农场、房屋和家业统统丢弃。在大出走中，成千上万为法国人卖命的穆斯林被民族解放军杀害。[21]孟多维恢复德昂的旧城，“阿尔贝·加缪街”又一次改名为“费达奥维—马萨乌德烈士街”。而传记作家托德不无乐观地相信，十年、百年以后，阿尔及利亚终将再次拥有一条以加缪命名的街道。
1958年出版的《阿尔及利亚编年史》遭遇爆冷，而在2013年获得了新生。这本书对恐怖主义的批判、对文化多样性的坚持，对原教旨主义的抵制，对当代的阿尔及利亚、伦敦和纽约都具有启迪意义。1990年代阿尔及利亚长达十年的内战使多达10万人丧失生命，悲剧开始于1991年，伊斯兰政党在各省市地方选举大获全胜，政府为防止原教旨主义政权通过“民主方式”夺取政权，取消了大选。军队向伊斯兰阵线开战，屠杀席卷全国，暴力冲突造成的损伤如此之大，谁也说不清责任该归咎于谁。军队与伊斯兰阵线接连组织暗杀，军方为了遮掩自己的残暴，将伊斯兰阵线描绘得更加不堪。内战中，上百名学者、艺术家和教师惨遭杀害，更多人被驱逐出境。这一切，都让加缪曾经的呼声重新抵达阿尔及利亚人的耳廓。
卡普兰（Alice Kaplan）指出，在如今的阿尔及利亚教授群体中，有人已将独立战争时期的困境与九十年代的悲剧联系在一起。但也有人表示反对，认为加缪的修正主义历史观将解放阵线的暴力行为与法国殖民者的暴力等同起来，这是要抹去他们斗争的使命。双方都同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尔及利亚的课堂都不欢迎加缪的作品，1980年代阿尔及利亚大学规定使用阿拉伯语，加缪在文学层面也失去了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认同。仅仅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作家的文字间，还可以看到与加缪展开的文学性对话。2010年，部分阿尔及利亚人感到，加缪似乎慢慢重新得到了欢迎。一项跟随加缪脚步游历阿尔及利亚的旅行计划被提起，又因不知名的原因被取消了。[22]
加缪从未否认黑脚出身对他带来的影响，他承认“我从来未能放弃生命中的光和幸福，不能放弃自由的生活，这些东西自小就伴随着我成长。这种怀旧之情虽然也让我犯了不少错误，却无疑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我的职业，帮助我毫不犹豫地站在那些沉默的人身边。那些人，除了从回忆中追索那一点点短暂而自由的幸福，在这个世上便无以为继。”[23]如今，无论谴责加缪不懂政治，还是吹捧他曾经观点的高明，都已没有意义。但是，他对人们心灵的肯定，他给予温暖时的热情，他从不依托于仇恨与鄙薄的文字，都是我们仍可体察的温柔。
他值得我们的尊敬。
[1] Ageron, C.-R, Modern Algeria: A Historyfrom1830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91)
[2] [英] 理查德·雷德著，王毅、王梦译：《现代非洲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3] [法] 奥利维耶·托德著，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加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 [法] 奥利维耶·托德著，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加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5] Camus, Albert, Algerian Chronicles(London, 2013)
[6] Camus, Albert, Algerian Chronicles(London, 2013)
[7] [法] 奥利维耶·托德著，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加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8] O'Brien, Conor Cruise, Camus (London,1970)
[9] [法] 奥利维耶·托德著，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加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0]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1932年10月。
[11] [法] 奥利维耶·托德著，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加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2] [法] 奥利维耶·托德著，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加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3] Camus, Albert, Algerian Chronicles(London, 2013)
[14] Ageron, C.-R, Modern Algeria: AHistory from 1830 to the Present(London, 1991)
[15] [法] 奥利维耶·托德著，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加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6] [英] 马丁·梅德迪思著，亚明译：《非洲国：五十年独立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
[17] [法] 奥利维耶·托德著，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加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8]萨特《〈局外人〉之解释》
[19] Le Sueur, James D. “Albert Camus andthe Anticolonials: Why CamusWould Not Play the Zero Sum Game.” South CentralReview, vol. 31, no. 3,2014, pp. 27–42.
[20] Le Sueur, James D. “Albert Camus andthe Anticolonials: Why CamusWould Not Play the Zero Sum Game.” South CentralReview, vol. 31, no. 3,2014, pp. 27–42.
[21] [英] 马丁·梅德迪思著，亚明译：《非洲国：五十年独立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
[22] Camus, Albert, Algerian Chronicles(London, 2013)
[23]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
